2015年1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精准医学计划”，同年FrancisCollins教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精准医学的述评，介绍了如何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针对癌症开展个体化的精准医学研究。许多神经系统恶性肿瘤一直以来疗效进展不大，亟需拓宽诊治新思路。比如胶质瘤以异质性著称，新一代测序正好可解决这一难题。而胶质瘤中最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GBM)作为三大典型恶性肿瘤于2006年首批入选美国肿瘤基因图谱项目，也是最早完成标本收集以及各项测序的项目。

　　10年来，胶质瘤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标志性的进展。首先根据表达谱可将GBM分为4个亚型，而较低级别胶质瘤(LGG)可依据端粒逆转录酶(TERT)启动子突变、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以及1p/19q联合缺失3种标志将胶质瘤分为五型，但这一分型在GBM中的临床意义欠佳。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在国内成人LGG中三阴性比例较欧美患者高，其中TP53突变和H3F3A-K27M突变的患者预后更差。此外，在LGG患者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扩增多集中在IDH1野生型患者，这部分胶质瘤生物学行为与GBM相似。2016年TCGA项目在Cell杂志发表了综合GBM和LGG的分析结果。同时，2016年版的世界卫生组织神经病理分类在传统病理中引入了基因型，首次将基因型和大体病理进行整合分析。

　　经过研究，目前对于部分胶质瘤发生、发展的机制也相对比较清晰。比如关于IDH突变的胶质瘤发生，熊跃教授等提出了α-酮戊二酸(α-KG)通路假说：三羧酸循环中的代谢酶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代谢失衡，如IDH突变导致α-KG水平的降低和2-羟基戊二酸的积累，延胡索酸水合酶和琥珀酸脱氢酶突变同样分别导致延胡索酸和琥珀酸积累，抑制一系列双加氧酶活性，改变组蛋白和DNA甲基化，通过表观遗传来调控基因表达，其中TET蛋白是去甲基化关键酶，去甲基化酶是组蛋白修饰关键酶，这些都直接影响表观遗传学，而ALKBH则与化疗敏感性相关等等，最终促进了肿瘤的发生。而IDH突变的LGG对于PCV化疗(丙卡巴肼+洛莫司汀+长春新碱)和替莫唑胺(TMZ)化疗都比较敏感，IDH突变的GBM对TMZ化疗是否敏感则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研究发现，TERTp突变的胶质瘤很难从TMZ化疗中获益。

　　据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网调研，恶性胶质瘤治疗市场将从2014年的6.59亿美元增长5倍，2024年可达到33亿美元。目前恶性胶质瘤的标准综合治疗方案也仅使胶质母细胞瘤的中位生存期提高到14.6个月。罗氏公司开发的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药物贝伐珠单抗在其他恶性肿瘤中多数证实有效，但在胶质瘤中经Ⅲ期临床试验证实仅对少部分GBM有效。因此，虽然近10年胶质瘤研究蓬勃发展，精准医学近在眼前，但胶质瘤术后治疗仍亟需新方法。帕尼单抗和西妥昔单抗对KRAS基因未变异的转移性结直肠癌，特罗凯、易瑞沙对EGFR变异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赫赛汀对人类表皮生长因子2阳性乳腺癌，格列卫对白血病，索拉菲尼对肾癌、肝癌等均取得了不俗的疗效，而针对恶性黑色素瘤有更多靶向药物。肺癌治疗中第三代靶向药物rociletinib和AZD9291，在次级突变T790M阳性的肿瘤中反应率超过了50%。2017年5月，世界神经肿瘤学大会一片哀鸿，在其他肿瘤中可发挥作用的各种疗法，在胶质瘤中几乎都折戟——胶质瘤研究不能简单重复其他实体瘤。

　　因此，针对胶质瘤，我们首先需要更加深刻了解大脑，了解神经系统的特殊性，才能精准施治。比如近几年对中枢神经系统免疫认识的更新，让胶质瘤免疫治疗有了新的方向和施展空间。而最近的脑功能、脑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网络算法等更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大大拓展了胶质瘤治疗的天地。其次，我们需要动态了解胶质瘤，鉴于基因组不稳定性和肿瘤微观进化，胶质瘤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跟上、超越胶质瘤发展的速度才有可能控制、甚至治愈它。

　　今年8月初，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了Agios和Celgene公司开发的针对IDH2突变的口服靶向药物，对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来说是个福音。针对IDH1突变治疗胶质瘤也已经在大规模研发中，国外已有Agios公司、Bayer公司，国内有上海迈同公司等等，Ⅰ期临床试验已经开展，但目前尚无令人惊喜的效果。总体来说，胶质瘤精准治疗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但前路依然充满荆棘。以前我们过多地强调指南、共识，注重循证医学，却忽视了个体差异，普适性药物无效率在癌症中高达75%。相信随着组学的拓宽，新技术的发展，以及靶向药物的研发，我们离胶质瘤精准治疗越来越近了。